2005年红桥水产市场内的摊位，此时已有消息称红桥水产市场将被拆除。从1997年到2000年，是商户记忆中红桥水产市场的黄金时期。

红桥市场内购买珍珠产品的外国人。

京深水产市场一角，这里有近800个海鲜、冻品档口。

京深水产市场内，各档口伙计在争挑到货的虾。

京深市场内推出一楼购海鲜，三楼加工食用的消费模式。

现在的红桥市场内外均经过了重新设计，是真正的“PearlMarket”。

　■北京往事

　老北京大白菜“运动”　□杜冬生（北京市民）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了保证“每人每天一斤菜”的计划供应量，北京市政府每年都要动员各种资源进行社会性的大白菜销售、贮存，这便是“冬贮大白菜”的由来。当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四百万，按每人每天吃一斤菜来计算，再加上损耗，一个冬天，全北京起码要吃掉2亿公斤大白菜。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最高时曾达到3.5亿公斤。因此，大白菜从种到收，称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惊心动魄的“战斗”毫不为过。为了统一协调指挥冬贮大白菜的集中上市，“秋菜指挥部”问世了。“指挥部”分市、区两级，市秋菜指挥部由副市长挂帅，计委、商委、财政局、物价局、菜蔬公司、交管局、运输局、公安局、环卫局、气象局等多个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规格那是相当高。

　“参战市民”在深夜开始向市内1000多个菜店和临时售菜点集结，“临阵脱逃”者后果自负―――就只能买议价菜了，对百姓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买菜者浑身上下都是冬季的户外装备，怀里揣着副食本。平均、公开是这一时期白菜买卖的特点，几个等级的大白菜要搭配着买，每家都有固定限量，有钱也不能全买一级菜。卖方也极少营私之举，长长的买菜队伍是自发的监督力量。

　每到十一月初，跟单位请“白菜假”，领导一准儿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大白菜也能维护甚至修复邻里关系，往往是一家买菜，几家帮忙，装车、拉车、码放，车声灯影里的北京初冬是忙碌而亲近的。在开春前，你家的白菜告罄，去邻居家讨一棵来，回头买了春韭菜让孩子送一把过去……

　到了80年代末，汪曾祺提到的大白菜主义开始有了被彻底打破的迹象。1989年的大白菜的产量极高（7.6亿公斤），白菜成了积压货。市政府不得不紧急动员全市购贮大白菜，菜站里的黑板上写着“爱国菜”三个大字招徕顾客。有的单位将大白菜当作福利分给职工，也有单位为职工报销购菜款项，更有报纸推出“佛手白菜”、“荷花白菜”等巧立名目的菜谱。大白菜的滞销危机，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消解，但全民购买“爱国菜”的“运动”表明，大白菜的地位正从被珍藏变为被收留，雄霸京城数十年的大白菜开始“泯然众菜矣”。

　从1990年起，大白菜不再完全实行统购包销。菜农直接进城贩卖的白菜可以随便挑拣，又不需要排队。菜站门口买菜的队伍明显缩短，有的地方甚至门可罗雀。此外，大白菜在有暖气的楼房里很容易烂，居住条件的改善也成了白菜被驱逐的原因之一。随着冬季市面上蔬菜品种的增多，大白菜所代表的朴素然而贫乏的时代也告一段落。

　齐白石曾有一幅白菜图，题字为：“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如今，人们的口味日益刁钻，在全盛时期尚且无冕的“蔬之王”，连带着它囤积出的集体记忆，已经全面淡出了街谈巷议，关于白菜的词汇怕是很难再有人提及了。

　红桥市场，初建于1979年秋，是由郊区农民在崇文区法华寺街、磁器口南口自发形成的以经营瓜果、蔬菜为主的农贸市场，多数为席地经营。1980年迁至天坛路，南端邻近天坛公园东门，沿坛墙向北延至公园北门，全长800米，因邻红桥地区，故名红桥市场。1986年，建成了半封闭式商棚，形成五个区600多个摊位。1992年，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退路还墙”、恢复天坛古建筑原貌的指示，易地新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红桥市场，1995年1月28日正式开业，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有1100多个摊位，是集商贸、餐饮、娱乐、旅游于一体的大型集贸市场。市场曾以卖水产的为主，后渐渐有了淡水珍珠业务，并发展成“京城珍珠第一家”。2007年3月31日，红桥地下一层4000平方米的水产市场闭市，改造成轻纺、旅游用品销售区。而红桥水产市场及衍生出的天民水产市场的70%以上的商户搬迁到南三环外光彩路和南顶路交界的京深海鲜市场。

　京深海鲜市场的地面永远潮湿。初冬的北京突然大雾，高速封路。原本应凌晨三点运到的海鲜，十一点多还没到。各档口老板的手机响个不停。

　“在京深比在红桥清闲。京深主要做批发，供应饭店和市内的二道贩子，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最忙，白天比较闲，不像在红桥时，从天蒙蒙亮忙到天擦黑，来批发的客户多，零买的主顾也多。”京深鱼类5号档口的老板刘延昆是锦州人，1995年红桥市场刚开业时就入驻其中。他在红桥时的档口是鱼类162号。

　说话间，一辆大卡车入闸，停下。各家档口里冲出一群脚穿白色、蓝色胶靴的人，一箱箱鱼虾很快从卡车上被卸下，胶靴们在潮湿的地上啪啪地走来走去，将虾抢回各家档口。

　京深海鲜市场位于石榴庄西街，即原北京大红门肉联厂（隶属北京二商集团），原先肉联厂的专业冷库，现在是海鲜市场的低温冷库。

　据悉，京深海鲜市场由深圳农产品下属布吉海鲜市场有限公司和北京二商集团联合投资兴建，有近800个海鲜、冻品档口，是北京乃至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重要的海鲜河珍集散地。

　天坛北大墙北京人不识海鲜

　“当时在老红桥卖海鲜真是受气。碰到不认识海鲜的主儿，看到生蚝，说你这小姑娘真精啊，连石头都卖。”1993年在天坛北大墙（即天坛北门墙外）练摊的青岛人刘克兰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初，天坛北的半封闭大棚有一溜卖冻品淡水鱼、古玩、字画的。工商管理部门的人会背着小包来到摊位前，收取3块、5块的工商费和税务费。热闹时，这里常造成交通堵塞。这是自发形成的老红桥市场。

　黄英1980年退伍后在这里卖鸡蛋，1991年转手做起了水产生意，开始时经营白虾、甲鱼等，甲鱼也不过三五块钱一斤，来购买水产的老百姓甚少，只有一些酒楼、饭庄是固定客户。

　当时北京市最红火的是西南郊玉泉营水产批发市场，80%的冻品鱼鲜都是从白洋淀运来的，此外，就是天坛北大墙卖水产火了。

　刘克兰回忆，天坛北大墙附近多是白洋淀人卖的淡水鱼。当时绝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不认识海鲜。而海边生海边长的刘延昆也经常来天坛北大墙“考察”，并且动了来北京打货的心思。

　红桥卖得真过瘾

　1994年底，天坛公园东侧的红桥市场建成。黄英、刘克兰等商户和新红桥市场签订合同，以公民个人集资的身份，交了2万元去新市场营业。

　1995年1月28日，新红桥市场正式开业，水产大厅位于市场地下一层。洋灰砖垒成的水池子，海鲜养在池子里。1.8米长的摊位有16家。来买珍珠的老外说，一闻到海鲜的腥味儿，就知道到了买珍珠的地方。

　直到1996年底，吃海鲜的人才多起来，最早红火起来的是中厅的海鲜，慢慢地整个大厅里有了自然分化，南厅人气最旺，主要是零售，中厅主要面对批发的饭店客户。虽然“海鲜袋里分层，装水打秤”的事时有发生，但红桥市场依然是人挤人。

　“当时我们每天从老家运1000斤红扇贝，卖5、6块钱一斤。来买的人，从我们档口一直排到160号。真过瘾！”刘克兰原先的档口在红桥市场贝类167号。“顾客有很多不懂海鲜，卖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也不会挑。当时的商户也没有坐地起价的经验。”

　从1997年到2000年，是商户记忆中红桥水产市场的黄金时期，也是红桥的扩张期。有些水产大户成立了公司，直接从大连、青岛等沿海地区进货，还有的拥有自己的养殖场。来自陕西、内蒙的会来红桥拿海鲜，再打货去全国各地，同时将这里的商家也“蛊惑”去了各地直接发货。“当时全国有六成海鲜都是从红桥发往各地的。全国现在卖海鲜的30%~40%都是红桥市场出去的。”刘延昆说。

　摇摆红桥拆不拆？

　京深海鲜市场的总经理助理林坤松所在的深圳公司2002年曾做过调研：北京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海鲜市场，虽然当时有了红桥、天民、岳各庄、西南郊玉泉营、大钟寺等水产批发市场。“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够大，而且比较分散。海鲜价格相对较高。深圳当时60块钱一斤的多宝鱼，这里卖300多块钱。北京的平价海鲜和高档海鲜都有潜在市场。”筹建京深市场是基于他们的多方考察。

　在2005年前后，媒体经常曝光红桥水产市场环境“脏乱差”。2006年，商户间开始流传要将红桥市场的水产部分拆掉的消息。

　这时候，京深海鲜市场的筹建人找到红桥市场的重点户，希望能招他们去京深。刘克兰、刘延昆都是京深“圈中”的洽谈对象，京深提供了入场前半年免摊位租金，甚至提供“促销款”的优惠，不少商户答应去京深开新档口。

　2005年12月，刘克兰、刘延昆等第一批商户买来鲜花花篮，庆祝京深海鲜市场和自己的新档口在2006年新年里开业。

　2006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六点多，红桥市场管理方在北厅召集商户开会。红桥市场总经理谢文生说，“水产是红桥市场的龙头，没有水产又哪来的珍珠！”他向商户保证红桥市场不会拆。沸腾的商户如同打了定心针。

　此时的京深市场还未形成人气，刚开始海鲜都臭了，也没有人买，商户损失不小。后来商户就将台子扔在这儿，依然在红桥吆喝。更多的红桥商户还是相信红桥市场管理方的保证―――红桥市场不会拆。持“不会拆”想法的还有面对着崇文6号地拆迁的天民市场的商户。

　同时，京深接收了天民市场的商户。并且，“希望能以股份制合作的方式，将红桥市场整体搬迁到京深来。”林坤松表示。

　商户事后分析起来，这也许是红桥迟迟不肯将水产市场闭市的消息告诉商户的原因。

　京深来自深圳的大排档

　2007年2月2日，北京市商务局召开的“北京商业特色街座谈会”上传出消息，红桥市场地下一层约4000平方米的农副水产品大厅将在当年3月31日关闭，随后，红桥将投入1600万元改造包括地下一层水产厅、停车场、滚梯、卫生间等多处设施。要把红桥市场打造成实至名归的“PearlMarket”（珍珠市场）。

　红桥市场新闻发言人管国文也曾对媒体表示，由于水产市场水电耗费量较大，环境脏乱，不符合有关要求，与红桥市场的涉外定位不符，水产市场已不适合与珍珠产品“共处一楼”。

　2月3日，从报上得知了这一消息，商户间炸开了锅。有家商户刚花了35万元及5000元转让费买下一个摊位，眼看着这笔钱就要打水漂了，绝望之极。

　此时离红桥市场3月31日闭市还有一个月时间。

　林坤松回忆，当时他还在深圳过春节，提前赶回北京，以应对突然涌进来的红桥老商户资源。很多红桥老商户不想离开红桥，是红桥的闭市，让京深海鲜市场在较短时间内集聚起商户和客流。

　“我们是将深圳大排档模式第一个带到北京海鲜市场的，引导了北京人吃海鲜。”林坤松自豪地说。他的办公室在随市场一起建起来的十全舫海鲜酒楼，2005年市场刚建成时，门前还没有光彩路。现在，来吃海鲜的车顺着马路停了一溜，楼下买海鲜，楼上加工食用的模式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北京人的认同。

　■商户说法

　红桥京深曾“暗战”

　●刘延昆，红桥市场老商户

　据说，京深市场当年动员红桥老商户进驻的时候，红桥水产市场管理方如临大敌，管理方还派人来京深“侦察”，都是多年的老熟人、大熟脸，哪家档口的伙计、老板到了京深，瞒也瞒不过去。有一天，红桥的管理方给这些“叛徒”开了小会：红桥养不起你们了，你们可以走了。当时管理方用到“开除”这个词，说已交的押金不返还。吓得这些在京深有台子的商户又退回红桥。他们都不愿放弃这块“风水宝地”。

　白洋淀人把“鲜”带到北京

　●朱国梁，白洋淀人，京深水产市场商户

　海鲜、河鲜的“鲜”，是由白洋淀人带到北京来的，白洋淀人是北京水产市场的“鼻祖”，水产市场的商户都这么说。我哥哥1980年就到北京西南郊玉泉营水产批发市场做冻品生意，我是1998年来北京的，一直在做冻品生意。从西南郊玉泉营开始，到天坛北大墙的老红桥市场，再到楼里的红桥市场，再到现在的京深，北京水产市场上的大户基本上是白洋淀人，现在做水产的70%是白洋淀人，30%是做高端海鲜的广东、福建人。

　环境净化市场有责

　●黄英，原红桥水产市场99号摊主

　水产品散发出的腥味完全可以通过装置室内净化系统来解决。对于水产市场里的腥味，我觉得市场管理方也应同样承担责任，红桥市场初建时只有100多家，后来有了近300个摊位，消防通道里也拥挤不堪，根本发挥不了消防通道的作用。此外，在红桥市场的东面聚集着贩卖死鱼死虾的小商小贩，所谓的恶臭，大多是从那儿传来，新鲜的鱼虾不可能散发如此腥臭的味道。

　■民间记忆

　红桥水产带动小饭馆生意

　●汪先生，红桥市场附近某麻辣烫摊主

　我从老家安徽来北京，在红桥这开小饭店快二十年了，当初红桥水产市场在的时候，我们这饭店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从市场里买来鲜活的蛏子、扇贝、花蛤，就近在我们小饭店加工就吃上的人特别多。虽然水产品有腥味，但为此就不让市场开了，也有点小题大做。既然要吃鱼鲜，怎么能怕腥呢？商户没抱怨，来买的人没抱怨，我们周边饭店店主更不会抱怨。现在红桥市场主要是旅游团的外国人来得多，我们加工海鲜的业务没了，来这儿吃的也就是市场里的导购、摊主。偶尔有外国人来吃碗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潘波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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