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Harris）在给学生上人类学课时，经常让学生传看打开盖子的装有油炸蝗虫的日本罐头，还随时加上一句：“别太贪心，给你的邻座留一点！”欧美学生一般都厌恶昆虫食物，他的这种小技巧能够很快地让学生进入到文化差异的氛围。马文·哈里斯认为不同文化中的食物禁忌（被神话或是被厌弃）是动物的“额外用途”的理论决定的。人们选择某种动物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是由“最佳搜寻理论”（获取动物的支出/收益比最廉价）决定的。所以人类尽管是杂食动物，却只狩猎那些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热量回报率的动物。在印度，牛是神物不得宰杀。可是在吠陀时代，印度人一样吃牛肉。由于人口增长肉食越来越有限，吃牛肉对印度人来说就十分的不经济。因为用谷物饲养牛，有十分之九的热量和五分之四的蛋白质被浪费掉了，而奶牛将饲料转化为可食蛋白质比肉牛的效率高六倍，喝牛奶就可以避免这种浪费。加上牛可以耕作、粪可做燃料这些额外用途，它就成了圣牛。世界上有些地区讨厌猪的原因在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后，人与猪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发生冲突，人不能牺牲自己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喂猪。当地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收益成本上优于猪，所以后者成为了不洁的食物。从文化上讲，人类自身选择最经济有效的食物供给方式与地缘物种分布有关，而在人类学家的眼中，宗教这个时候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了一种与先已经存在的有用的实践相吻合的决定”。马文·哈里斯把人类对肉食的渴望作为食物禁忌的基础和全书的总纲，文化传统和食物禁忌都由此展开。他指出，世界的主要宗教在仪式上屠宰牺牲的祭祀，起源于史前分享肉食的习俗。禁忌某种食物，实际上是为了更平衡地获得蛋白质的供应。《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实际上可以看成围绕肉食展开的一系列的仪式。在中国古代，无论牲畜饲养业如何发达，肉食供应肯定不能满足所有的人。当时不可能想到凭票供应这一类的方法，社会为了解决蛋白质供应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等级压缩肉食的供应量，这样做的缺点是很容易引发不满和反抗。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一套食肉规则（或者说是禁忌）和说教，让人们压制欲望，心安理得地接受缺乏肉食的现状，譬如宣称饭食和肉食是华夷之辨。其次是制作青铜礼器，以肉食供奉神明，使普通人不得觊觎，各等级的贵族则可以按照身份享用肉食。其三是按照年纪大小享用肉食。如孟子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这些规则和说教混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礼”。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规律看，肉食在前，饭食在后。先秦时代的礼制刚好相反，以饭食优于肉食而贬斥肉食。如果不是肉食供应有困难，谁不愿意满足口腹之欲呢？由食物禁忌与礼制的关系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礼的本质问题。它究竟什么呢？孔子讲是“仁”，是“克己复礼”。我们过去说这是消极的东西，从马文·哈里斯文化中的肉食禁忌来看，这其中确实有许多道理。“克己”应该是社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如果无法抑制社会不断增长的对肉食的需求，社会分配的混乱无序会无休无止，所以克己为“仁”。作为政治家、哲学家，孔孟都看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肉食供应匮乏现象。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中，除了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礼）或者食物禁忌，并且遵守这套规则以克制人们的欲望之外，我们到现在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种种食物的禁忌和暗示就有幸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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