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傍晚的阳光透过楼群之间狭小的缝隙，落在巷子里肮脏的墙壁上。下班的人陆续回来了，过道、菜市场开始嘈杂起来。

　　黑暗中，乐乐（化名）摇醒睡在身边的同伴，然后起床、洗脸、刷牙、化妆。7点整，她们必须在“XX杂货”店集合，准时“上班”。对于她们而言，每天的早晨是从傍晚开始的。

　　这里是杨箕村，乐乐是一名性工作者。除杨箕村外，广州的康乐村、鹅掌坦村、冼村、棠下村等近140个城中村的320万人口中，无从统计还有多少人与乐乐一样过着这样晨昏颠倒的生活。

　　入夜的“XX杂货”，看上去只是一间普通的杂货店，门口摆着一个玻璃柜台，里边摆放着几条开封的香烟，右侧的墙壁靠着一张货架，上边零星地摆着一些日常杂货。

　　多数“上班”的时间，乐乐就和她的约12个左右的同伴聚集在店子里，不时地招呼门口巷子上的过路人。“这是‘老板’的规定。”乐乐说。乐乐所指的老板，是一位大约40岁的中年妇女，也是杂货店的店主。每一个与乐乐们谈好“生意”的人，都需先把钱付给她，才能由乐乐们带回出租屋。

　　乐乐的同伴们都很直接，同样稚嫩的面孔却透出一种江湖的沉稳与冷静。“100块钱一次”的吆喝，更有着一种生意人的坦然。而乐乐则似乎不太习惯那种吆喝式招揽生意的方式，而喜欢躲在店子靠后的位置并腿坐在货架边的椅子上，不时地揪着劣质桌布上冒起的线球。安静的时候，年仅19岁的她，更像是一个学生。

　　“刚到这里时，我接客特别多，因为年轻，身材苗条，又是新面孔。”乐乐说。每天晚7点到凌晨4点的“上班”时间里，她接客8到10人，节假日时甚至多达20人。她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每个月只能休息一次，偶尔会去网吧消遣一下，但多半是在出租屋睡觉。

　　乐乐每天都会接待客人，从20多岁到60岁的客人都有。2007年7月，乐乐第一次到广州，也第一次把自己交给了一个30多岁的陌生男人。当时，同伴把她带到出租屋，见到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客人，乐乐哭着跑了出来。刚到楼梯口，就被老板呵斥了回来――不能毁了她的生意，更不能在客人面前哭泣。

　　此外，屈辱无处不在。“遇到醉酒的客人最倒霉，他们甚至会打人。”乐乐想起来依旧会后怕，而且这种事不能跟老板说。

　　“如果不听老板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每个月也会被扣工资。”乐乐说。而正常的情况下，按照7∶3的比例，乐乐每个月可以拿到7000元左右的薪水。这是乐乐坚持在这里的最大诱惑。“现在一份清闲又有钱的工作比较难找。人一辈子，到头还不是为了个钱？”

　　乐乐从她四川绵阳的家乡消失时，没有人觉得奇怪。在那个名叫“永丰”的山村，几乎大部分与乐乐同龄的孩子都是高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有的甚至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在此之前，她从没离开过村子一步。她爱好广泛，喜欢跳舞，也喜欢周杰伦，有时也沉浸于言情小说。她原来的理想是做一个舞蹈演员，后来又因父亲的强制由读职高改学美术。

　　去年7月，毕业在家的乐乐告诉母亲，她要去广州。一个老乡在广州开了间酒吧，邀请乐乐过去帮忙。“那个老乡似乎在外边赚了大钱，每次回家都挺风光。带着初中毕业的妹妹在浙江打工的父母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到去年末，至少有5个同龄人离开了永丰村，和这位老乡一起到广州。他们曾在同一间教室读书，在一条土路上奔跑，路过同样破旧的房屋。但现在，他们希望能和老乡一样赚钱，能风光着回家。

　　永丰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即使到离得最近的绵阳，也要翻过几座大山。“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子。”乐乐说，来广州之后才知道被骗了，但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就这么做下去。“除了身体受点折磨，其他也没什么不好。”

　　乐乐现在的想法是，希望能找到一家夜总会，那样相对轻松点，赚钱也会多点。至于继续念书，她似乎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赚点钱，以后回家做点生意，也只能这样。”

　　谁的错？

　　如果说乐乐是被骗上这条道路的，那么有很多的城中村女子是为了找口饭吃而出卖身体。甚至有团伙使用暴力手段逼迫她们就范，从中榨取血泪钱。

　　虽然与道德相悖，但在许多人的眼里，城中村的买春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庞杂的外向型城市，其中的城中村更是有着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口基数，娼妓经济发达。

　　尽管去年底，广州也组织了一场针对城中村娱乐场所，代号为“亮剑”的集中治安整治行动，对“黄、赌、毒”等予以彻底清查，而实际上，这种以城中村为据点的买春经济很难被消除。据乐乐介绍，杨箕村也曾被清查，但被抓捕的同伴，拿身份证过去后就可以交罚金赎出。

　　实际上，广州一直是以一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性格，使广州的第三产业迅速膨胀，也刺激了各种消费需求，情色交易也因此兴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城中村聚集的外来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而正是城中村半地下的卖淫业消解了外来务工群体的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这（卖淫）预防了社会系统可能出现的紊乱。”

　　“一个弱势群体争取生存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单边的责任。城中村妓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社会责任的缺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城中村难题。”这位学者说。

　　而对于乐乐而言，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杨箕村依旧嘈杂，不远处的横贯广州南北的广州大道依旧霓虹闪烁，她已经在等待被挑选。只是自己的未来，她没有太多挑选。